過去還是從規章或是地區政府的層面提，但現在‘全會’提，影響力和地位完全不同。”談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最新《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上海城投污水處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驊告訴筆者，對水處理行業而言，市場化將進一步深入，企業空間會更大。
在周驊看來，《決定》中最值得企業關注的在于：“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推進水的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發展環保市場，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
“過去直接由政府投資運行，實行計劃價格，慢慢轉變到有一些市場定價，接著各環節會打開，社會資本進入。不同階段的價格改革含義不同，本輪我認為還是著重于行業的市場化發展，結合公益性的本質要求，以及提高效率、調動企業積極性。”周驊認為。
大岳咨詢總監畢志清認為，盡管具體細則未出，但對行業影響仍然巨大。“從我們觀察到的項目來看，實際供水排水系統的成本遠超過名義價格的成本，有些地方的自來水公司虧損嚴重，終端價格沒把前端包住，政府出于政治和民意上的要求人為降低終端價格。”
他認為，隨著終端排放要求越來越高，水處理企業的成本也越來越高，而目前污水處理費較高的北京市也只在1.04元/噸，企業幾乎都要靠財政補貼來維持平衡狀態。
他認為，此次《決定》提出要適當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可能需要五年到十年的時間。在價格機制理順后，企業將不再受制于財政能力給予補貼，直接收取的污水處理費就可滿足企業，行業前景進一步打開。
“關鍵還是要看具體會有哪些方案。這里面有動力也有阻力，像提水價，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會使得整體社會總成本發生很大改變。”中國環境投資聯盟理事長王世汶表示。
中國城鎮供水排水協會排水專業委員會主任楊向平指出，在環保市場化的同時，也不應過分將公共服務“推給社會”。
“BOT模式的意義在于讓政府不得不用市場化的方式進行合作，從以往的行政指令式發展，轉變到價格、法律意識提高。BOT目前最重要的意義在于讓政府懂得市場化的規律、規范管理的觀念，之后完全也可以自己用合同條款來做。”楊向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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