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流域水資源利用率超過100%！”在今年2月份《國務院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新聞發布會上，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語道出了海河流域，尤其是北京嚴重的水危機局面。
即使在水利界內部仍有不同說法，不過，一個共識是北京的水資源短缺非常嚴重。
如果以國際極度缺水標準來衡量，北京能發展到今天可謂奇跡。國際極度缺水標準是人均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類生存生活底線的災難性標準，而北京人均水資源量則不到100立方米。
在歷史上，北京是水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清朝北京城經常面臨洪災威脅，當時最大威脅來自有“小黃河”之稱的永定河，皇帝賜名“永定”就是希望這條河不要再泛濫。此外，北京的萬泉河、玉淵潭、蓮花池等帶水的地名在當時都是名副其實的水域。
然而，隨著北京的城市擴張、工業發展和人口膨脹，豐富的地表水系迅速斷流、干涸，甚至地下水也超采嚴重，形成“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局面，缺水局面漸漸逼近。
北京母親河永定河斷流至今已三十余年，北京這座城市所依托的流域21條主要河流全部斷流。
伴隨著北京的城市化、工業化過程的是這些河湖水系的干涸、斷流與污染，其結果就是水資源的短缺，在首都這個人口大量聚集的地方，缺水成為人們生產、生活最大的威脅。
水資源短缺已經成為北京發展的最大瓶頸，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嚴重缺水之下，北京到底面臨怎樣的前途命運？如何化解深度缺水的局面？
1. 干渴的北京
北京缺水嚴重。
對于普通北京市民來說，這聽上去是危言聳聽，因為什么時候擰開水龍頭都有水。
而對于北京市水務局來說，缺水卻是最頭疼的問題。
這個20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其實早已超過了其資源承載能力。但是，這個城市能維持到現在，是因為用盡了各種方法，才保證了它的供水安全——密云水庫蓄水、超采的地下水、動用的巖溶水、從河北調來的水成為維系北京發展的幾大水源。這還不算通過中水再利用、產業結構調整等節省下來的水。
“北京確實缺水，老百姓為什么感覺不到缺水？”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長、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院長許新宜告訴記者，“你感覺不到就是因為北京市內緊外松，政府部門的人非常緊張，對外一直沒宣傳，我們一直勸他們告訴市民北京缺水到了什么程度。” 北京水務系統一位專家回應記者。
那么，北京缺水狀況到底有多嚴重？
根據2010年北京水資源公報，北京用水總量35.2億立方米，而全年水資源總量僅23.1億立方米，雖比2009年多6%，但比多年平均37.39億立方米少38%。
北京市1956~2000年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37.4億立方米，但是從1999年以來，北京進入連續枯水期，地表水資源量衰減59%，地下水資源量衰減37%，入境水量衰減77%。而同期北京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二者共同作用導致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減少到甚至不足100立方米，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20，成為全國人均水資源最少的地區。
這樣的人均水資源量不僅遠低于國際極度缺水標準，更是大大低于危及人類生存生活底線的災難性標準。這種水資源狀況甚至不如以干旱著稱的中東、北非等地區，即使中東缺水的以色列人均水資源量也還是387立方米，比北京高3倍多。
比數字更為生動的例子就是北京母親河永定河的斷流，還有北京五大水系之一的潮白河下游斷流。據統計，1980年代以來，北京這座城市所依托的流域，21條主要河流全部斷流。
“我們也曾利用水資源狀態預警指數對北京市水資源情況進行了研究分析，結果表明，北京市水資源處于重度緊缺狀態。”曾參加過《21世紀初期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編制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告訴記者，“水資源已經成為制約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瓶頸。”
北京水危機
2. 由來已久的缺水問題
其實，北京的缺水問題并非最近才有，而是伴隨著北京的城市的擴張和氣候的變化，水資源供需矛盾尖銳，從而產生數次嚴重缺水。
在北京水環境研究專家王建看來，從上世紀中期至今，已經出現了四次嚴重缺水，前三次分別出現在1960、1970、1980年代。
上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大雨過后跟著就是大旱，連續兩三年的干旱造成了當時北京用水緊張。這時官廳水庫已經建好了，通過永定河引水渠解決了北京的供水問題。
“第一次水危機是靠官廳水庫來度過的，單庫解決了北京的缺水問題，這次主要的原因是自然原因，不是人為因素。”王建說。
根據公安部門的資料，1949年北京有人口420多萬，市區人口200萬人，郊區、農業人口220萬人，到上世紀70年代時北京人口已經達到六七百萬。
這個時候北京工業體系基本發展起來了。東南郊建設了化學工業區，化一、化二到化工六廠，人民機械廠、齒輪廠、第一機床廠等機械工業區也在東南郊。東郊是棉紡工業區，國棉一、二、三廠，還有針織總廠。東北郊就是電子管廠，北郊是毛紡工業區。西郊石景山有首鋼、電廠、建筑材料廠，西南郊就是燕山石化、東煉等。
大型企業全都布局下來后，北京有了工業大發展，但這些工業都是耗水型的產業。
除了人口增加、工業用水量增加外，農業用水也在增加。六七十年代北京的人口增加，導致糧食問題緊張。
“北京作為首都，糧食問題自身解決不了的話，社會就不穩定，因此開荒就成了解決的辦法。大量的開荒種菜、種糧，由農業生產造成的用水量就驟然增加。”王建告訴記者，人口、工業、農業這三方面因素，再加上1970年代中期幾年連續的干旱，北京出現了第二次嚴重缺水。
當時官廳水庫供應工業用水，127個大型企業用的都是官廳水庫的水，已經修建好的密云水庫主要供城市用水，這樣就度過了第二次水危機。
1980年代初連續幾年干旱，北京缺水問題更嚴重。最嚴重的地方就屬豐臺長辛店地區，二七機車制造廠剛造出來的油罐車就用來拉水，消防車也用來拉水，解決西南這一帶缺水的問題。澡堂里沒水，醫院樓上樓下都停水，居民住在三四層的水龍頭流出來的水比筷子還細。
這次缺水之后，北京市采取了棄農壓工保生活。水利部也開始協調首都用水問題，作為首都的北京如果水出現問題，就變成社會問題了，引發很多問題。所以當時召集山西、河北等五個省市開會，最后決定密云水庫不再給河北、天津供水，只給北京供水。
北京缺水問題究竟由哪些因素導致？
北京水危機
3. 城市規模持續膨脹
進入21世紀以后，北京降水多年低于平均降水量，由于上游地區用水的增加和降水減少的疊加，北京的水資源來水量減少，加劇了北京市水資源供需矛盾。
1999年以來，由于遭遇連續干旱，北京市平均降水量475毫米，僅為多年平均的81%；年均水資源總量21億立方米，減少約16億立方米，僅為多年平均的56%；年均入境水資源量3億立方米，減少約13億立方米，僅為多年平均的77%。
王浩院士認為，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天然來水急劇減少是造成當前北京市水資源短缺的主導因素，導致水資源衰減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為因素，這是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和水文自然變異共同作用的結果。
“歷史上的北京湖泊眾多，隨著永定河的改道，湖泊水系處于不斷萎縮之中，這是自然與人為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姜文來告訴記者，“從自然角度來看，氣候變化導致的降水減少是導致河湖干枯的重要原因。從人工干擾情況來看，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用水增多和修建了大量的水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回顧北京的歷史，為了滿足用水需求，取水的水系不斷延伸，由最初的蓮花池水系轉到高梁河水系，逐步延伸到永定河水系（官廳水庫）、潮白河水系（密云水庫），將來還要將取水口延伸到長江水系和黃河水系。
姜文來認為，這是由需求和供給共同作用的結果，城市擴張和人口膨脹是主要動力。如果解決北京水資源供需矛盾，必須在城市擴張和人口規模上有所限制，否則攤大餅式的發展，水資源供需矛盾難以走出“擴張—調水—擴張—調水”的怪圈。
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和采取節水措施，北京的工農業節水空間已經不大了，但是北京的人口一直沒有減下來，“每次城市規劃都提到控制北京人口規模的水平，但每一次控制都失敗了。”王建告訴記者，“這是個什么問題呢？就是功能高度集中，政治中心下，發展了很多的其他中心。”
“我們分析北京的水資源承載能力是1200萬人，現在都是2000萬人了，最可氣的是北京的規劃是2020年達到2000萬，提前了10年！”北師大水科院院長許新宜認為，北京現在交通、道路、住房、能源等一系列的問題都是當初規劃的不合理造成的。
原北京市水務局副總工程師朱晨東告訴記者，首都最有可能的就是擴展，在1950年代北京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個定位就錯了。“哪一個國家的首都說是經濟中心，政治、文化中心是可以的。你現在不提經濟中心，但仍然在做。”作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經濟中心的首都北京，吸引著全國各地的人，隨著人口的劇增，引發交通擁堵、房價畸高等一系列問題。
“有什么辦法阻止人家進來，北京還指望這些人買房子造就GDP的增長。”許新宜表示，北京現在已經超出水資源承載力800萬人，要是再膨脹下去就不可想象了。
4. 剛性需求增加迅猛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北京已經很重視缺水的問題，開展了很多節水的措施，而且規模很大。
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每個單位定額限水，超量加倍懲罰，淘汰高耗水型的企業，工業用水從十多億方降到了現在的5億方。農業上，北京幾百萬畝的稻田都改成了旱田。農業用水最多的是1980年代，年用水量是30.5億立方米，現在的農業用水也就是11億立方米。
“有三句話，‘農業用水負增長，工業用水零增長，生活用水適度增長。’這些基本都做到了。”朱晨東表示，工業用水零增長這幾年做到了。
因此，即使北京市人口由1999年的1257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1961萬人，增加了約56%，但由于采取產業結構調整和節水改造等措施，北京市用水總量反而由1999年的40億立方米下降到不足36億立方米。
“這并不是說人口快速增加與水資源利用沒有關系或者關系不密切，主要表現在北京市用水結構的深刻變化，工業和農業用水從1999年到2010年分別減少了51%和37%。”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科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告訴本報記者，“生活和第三產業用水則是顯著增加，上升為第一用水大戶，增加了48%。這種剛性的新鮮用水需求和快速增加趨勢，是當前北京市水資源安全供給面臨的最大壓力。”
“導致北京水危機的原因何在？我一直說是天災、人禍。北京的降雨量就是600毫米左右，而且降雨量在持續的減少，最近的10年越來越少。”許新宜告訴記者，“人禍就是人越來越多，剛性需求越來越多，北京每年凈增60萬~80萬人。”
朱晨東給記者展示了一組數據，北京市用水高峰出現在2010年7月的一天，日用水288萬噸，最低谷則是2011年2月的春節，日用水190萬噸，兩者相差100萬噸。如果按每人每天用水100升來算，這就相當于春節期間北京走掉了1000萬人。
這種剛性需求的增加不僅是由于人口膨脹導致的，生活用水結構的變化也是導致剛性需求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解放初一個人一天用水7升就夠了，現在平均是256升。現在每家每戶都是抽水馬桶，洗衣服是洗衣機，還有洗車，1940年代沒有這些設施，包括現在的足療、洗浴、游泳等都算是生活用水。
“256除以7就是我們人均用水量增長的倍數，每一年都是增長這么多倍，人口從400萬增長到了2000萬，這就是為什么生活用水每年都在長了！”北京水環境專家王建對記者表示，“最根本的還是人口的調整，人口的調整就是城市職能的調整。把一個城市縮回去是不可能的，但人口不要再到2500萬了，不要到3000萬了。”
北京水危機
5. 匱乏的節水意識
北京的供水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之下，這座超大型城市居民的節水意識卻不甚理想。
專家認為， 這恰恰是水資源信息不透明所致。
為確保首都的社會穩定，北京缺水的嚴重程度沒有對外過多宣傳，老百姓感受不到缺水的壓力，沒有節約用水的緊迫感。
清華大學著名水利專家張光斗院士對北京居民的節水意識落后深有感觸，他曾說過，“你們說缺水，我在清華住著也沒感覺到啊，你看清華的學生開了水龍頭都不帶關的！”
“環保意識喊了十幾年了，北京人民的這個意識可以說很強了，但節水意識卻是相當的淡薄。”北師大水科院院長許新宜認為，“問題不在于政府怎么呼吁，關鍵是要有激勵機制，讓企業、市民、農民自動節水。”
水利界有些專家一直在呼吁水價調整，以此約束人們的用水行為。但是，水價的杠桿作用遭遇到水資源的剛性需求時就喪失了作用。
許新宜告訴記者，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水價漲到10塊錢甚至100塊錢也得喝，但對企業來說就得核算了，怎么能把效率提高發揮到極致。“節水是被動式的，政府在那使勁呼吁，你們要節水啊！老百姓無動于衷，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節水效率好的是企業家、農場主。”
實際上，北京的居民用水價格這些年來一直有調整，而且最初通過價格調整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終用水量還是呈上漲趨勢。
“北京的水價呈現出鋸齒狀發展態勢，每次提水價用水量會下來一點，過段時間又上去了，這樣整個趨勢還是在往上漲。這說明價格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但無法抑制需求。”許新宜表示，節水還有一個大原則——不能降低生活質量，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理念。
對于北京不斷新增的人口，靠價格來調整的作用越來越不明顯。水價從3.5元漲到4元，對于原有居民來說確實感受到了水價的上漲，但是新來的人口卻沒有感受到漲價的壓力。
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錢易教授認為，“像北京這么大的地方，在需水管理、節約用水上還是有潛力的。我們每人每天的用水量甚至比歐洲國家還要高，歐洲每人每天是120~150升，但中國好多地方標準為200升。”
為此，她建議北京應該堅持節水優先、控制需求，不要只管供水，要做需求上的管理。
“現在北京的缺水到什么程度很難說，但有一點很肯定，就是北京到了‘水危機’的臨界狀態，前景不太樂觀。”許新宜對節約用水的作用表示懷疑，在他看來南水北調才能有效緩解北京缺水問題。
6. 北京缺水問題求解
雖然2014年南水北調中線供水10億方對缺水的北京可謂雪中送炭，但是至少南水北調通水前這兩年，北京得想其他辦法，維持當前的局面。再者，南水北調工期已經延遲過一次了，屆時能否按時通水還存在變數。
對于北京來說，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經不是新聞，就連應急水源地也早都啟用了。
為了做好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工作，當時北京市在平谷、順義等地的四個備用應急水源地全部啟動。這個備用水源地的持續開放時間原則上講不應該超過5年，現在已經5年了，水位下降非常嚴重。
“現在北京要從河北調2億方水，一方水2塊多錢，沿途損失了1/3的水，按正常年份是10％左右。”許新宜說。
曾經對解決北京前幾次缺水問題起到過舉足輕重作用的密云、官廳水庫，在北京新一輪的缺水問題中能發揮的作用已經很有限了。永定河上的官廳水庫建成半個世紀之后，由于上游沿岸的污染嚴重，已經喪失了向北京供水的功能。而密云水庫雖然在水源地保護上做了大量努力，但入庫水量逐年減少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地表水干涸斷流、地下水位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北京不得不向同樣缺水的河北調水，將崗南、黃壁莊、王快等水庫的水調到北京。不過，給北京調完水的河北，每年冬天要向山東買黃河的水。
在原北京市水務局副總工程師朱晨東看來，北京的水資源短缺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程度。“我們還有好多后備的東西沒有啟動。”
海水淡化，自然是其中一種后備手段。
“我對海水淡化的立項是這樣的態度，趕緊在渤海找個取水的地方，把廠子建起來，水泵安好，處理設施安好，管道鋪設好，不要開。等到密云的水干了，把這個打開。這都是戰略措施，在可控的范圍內，政府拿十個億做海水淡化很簡單，對北京來說九牛一毛，這是下不下決心的問題。”朱晨東認為，現在技術和成本都沒有問題，如果堅持個三五年，說不定技術又突破了，后續問題就解決了。
“海水淡化可以作為北京的戰略儲備水資源，提高北京水資源安全度。南水北調調水量還是有限的，作為特大城市的北京，需要更安全的水資源供給，海水淡化可以為北京的水資源安全添加上一把安全鎖。”姜文來對海水淡化也表示認可。
不過，許新宜認為，海水淡化真正實施起來會有很大困難，因為海水淡化的水是純凈水，醫學角度看不適宜長期飲用，它的適用面很窄，只能是工業用水或者居民的非飲用水。
“我們應該好好反思，在短短的幾十年怎么會演變成這樣，我們怎么發展才能更好？”王建質疑道，“我們一缺水就想到調整自然，把南水往北調，把咸水變淡水，這樣要花很多的能源，花很多的錢。我們所想的都是怎么能夠改造自然，索取更多的資源為我們服務，能不能反過來調整一下自己？這就是調整發展規模、發展方式的問題。”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128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