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一期英國某雜志上，刊登了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陶濤和信昆侖共同撰寫的文章：《中國飲用水安全現狀與可持續發展》。在文章開頭，兩位學者如此寫道：“在中國，每年有1.9億人患病、6萬人死于水污染引起的疾病（比如肝癌和胃癌）；大約有3億人面臨飲用水短缺。在2009年一項全國范圍內的評估中，受調查的4000個城市水處理廠里有四分之一不符合質量控制要求，這引發了公眾對于健康影響的擔憂。”
事實上，這樣的擔憂一直在公眾心間縈繞。現在回想，2013年可謂“水污染事件”集中爆發的一年：從年初的山西長治苯胺泄漏，到邯鄲因上游污染導致大面積停水；再到昆明市發現的所謂“牛奶河”；在不少地方，甚至還出現了名為“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的無奈而戲謔的一幕。
今年3月，環保部發布了首個全國性的大規模研究結果，結果顯示中國有2.8億居民使用不安全飲用水。無論從何種角度看，水資源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僅僅在北京，看似唾手可得的“自來水”就已讓不少居民感到某種不安。
“缺水”的大都市
無可否認，盡管在歷史上，北京的水資源曾非常豐富，但如今卻已成為世界上缺水最嚴重的大城市之一。在四年前的一次講座中，知名公益組織“自然大學”水學院環境研究中心學者王建曾指出：北京人均水資源不足200立方米，僅為全國水平的1/10和全球水平的1/40。他詳盡比較了用水量的飛速變化：“1949年每人用水量14升/日，2008年每人用水量256升/日，城市里還有很多足療、洗浴，這都屬于生活用水的組成部分，每人每日用水量增長了18倍，生活用水量比1949年增長了75倍。”
事實上，工業和城市的迅猛發展使得用水量劇增，而膨脹的城市規模和城市人口，也在強烈改變著水的自然循環。“由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正常循環機制被打破，自然來水日益減少，城市耗水量劇增。自然的河流是彎彎曲曲的，可我們北京現在看不到這種彎彎曲曲的河流，都是直的，城市的河道都是光溜溜的水泥板，沒有水則已，有水的話，泄水很快，就是為了防洪。所有的工程都是沖著這樣的目標去的，而城市的水本來就少，這樣又加劇了缺水的矛盾。”王建表示，“城市不是可以自我維持的系統。一個城市的極限規模由城市所處區域生態系統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決定。解決城市水資源危機的重心應放在調整城市功能，壓縮城市規模，協調城市人口，減少水資源需求。”
水質安全
相比于城市缺水，在一些居民心中，對飲用水水質的擔憂或許更為“迫在眉睫”。
去年，一條北京城“最會喝水家庭”已二十年不喝自來水的新聞令不少人感到錯愕。而在擁有2000萬人口的北京城，沒有多少人可以像這對夫婦（丈夫在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與發展中心飲用水產業委員會工作；妻子趙飛虹是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負責人）那樣知悉各種飲用水的秘密。相反，瓶裝水標準的混亂、桶裝水的“假水泛濫”……讓“老百姓到底該喝什么水”成為這個時代荒誕的縮影。
北京的自來水究竟安不安全？“整體來說，我們相信北京的自來水還是可以的。當然，北京的自來水自1908年以來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有些管網比較陳舊，需要全面替換。”“自然大學”聯合發起人馮永鋒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然而，在趙飛虹看來，北京自來水的水質正在逐漸變差，“這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被喻為人類“生命水”的地下水在目前北京的供水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據報道，北京是世界少有的以地下水為主要水源的大都市，市民喝的每三杯水中，就有兩杯來自地下水。南水北調江水進京后，地下水仍將占全市供水量的50%左右。去年10月份，北京市政府發布地下水保護和污染防控行動方案，提到北京市淺層地下水污染形勢嚴峻。然而，北京地下水水質究竟如何，卻鮮有監測數據發布。
“總體來看，中國地下水污染問題已經非常嚴重。”水利部建設項目水資源論證專家、鄭州大學水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左其亭告訴記者，“有些地方人類活動對地下水影響小些，有些地方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地下水污染與地表水相比更隱蔽，一旦污染治理更困難。”
據了解，在中國655個城市中，有400多個城市以地下水為飲用水源，約占城市總數的61%。然而早在去年，中國地質調查局專家曾在國際地下水論壇的發言中就曾提道，中國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污染，其中60%污染嚴重。而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進行連續監測，數據顯示約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
地下水污染原因
為何城市地下水會遭到污染？在左其亭看來，原因大概可歸為三各方面：第一是被污染的地表水補充地下水，從而間接污染了地下水，這種情況比較多見；第二是有些工礦企業向地下偷排污水，導致地下水污染；最后則是由于地面水源污染，在降水下滲過程中，把污染物帶入到地下水中。
馮永鋒的看法基本一致。“舉例來說，北京過去都是喝地下水的，1908年以前很少有人喝地表水，都是喝淺層地下水。有些水井被稱為甜水井，有些水井就被稱為苦水井、咸水井。有些甜水井后來成了苦水井，原因就是居住在井邊的人經常把生活污水潑到地面，慢慢下滲之后，就把地下水污染了。”馮永鋒告訴記者，“全國各地都和北京類似。淮河的例子可能最為鮮明，淮河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量的工業和生活污水肆無忌憚地排入河中，河水污染后，下滲到地下的水，也就把污染源帶了下去，結果淮河兩岸所有的地下水也都無法飲用，這導致兩邊的居民長期飲用受污染的水，身患多種疑難病。研究河流的人喜歡說一個詞，叫‘徑流系數’，指下雨之后滲到地下的水與形成地表徑流的水的比例。如果是一般的土壤，下滲率會達80%左右。想像一下，河流經過的地方，有很多水，就會下滲到地底。河流污染了，地下水當然就污染了。”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陶濤和信昆侖則在文章中指出：“中國水資源的問題是一個關于供和求的問題。供水面臨挑戰，因為幾乎一半的水源都被污染了。水井和含水層都被化肥農藥的殘留物和重金屬（比如采礦、石油化工工業、生活和工業垃圾中的錳）污染了。在2011年的全國評估中，包括北京、上海和廣州的9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800多口監測井中超過四分之三（76.8%）都不符合地下水飲用水水源標準。”
標準與措施
其實，僅僅從標準而言，中國對水污染問題的重視程度可謂嚴苛。2012年7月1日，中國開始施行新頒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新標準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基本相符，水質安全指標也由35項增至106項。而除了“國際化”的標準，陶濤和信昆侖還在文章中表示：“中國政府已把飲用水安全列入13個主要科技重大專項中，這些項目還包括探月和載人航天計劃項目。為了研究重點河流流域和湖泊的飲用水問題，中國政府已經花費了數十億資金。但是至今，能夠達到期望標準的城市還是很有限。”
中國工程院院士侯立安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許多城市還不具備檢測新國標106項指標的能力，一些市縣、鄉鎮水廠連常規指標檢測能力都不具備。而相比之下，發達國家至少每月檢測一次全指標，每天都會檢測十幾項到二十幾項不等的必檢指標。另一方面，傳統凈水工藝的局限使得產水水質難以完全達標，特別是在處理一些特種的污染上，傳統的凈水工藝可以說是無能為力，或者不能完全達到新國標的要求。“安全指標的確不容易實現。各地自來水公司的處理能力都有待提高，管網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更重要的是，水源地本身也難以保障。”馮永鋒也向記者坦言，在他看來，信息的公開才是目前水資源問題的當務之急。“最需要完善的是飲用水信息全面公開、當地地表水信息全面公開。同樣需要完善的是必須允許公眾自行監測和發布檢測報告，這樣才可能對水質的提升進行真正的監督。如果信息不敢公開，那么，飲用水的安全仍舊無法讓人相信。”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1286號